作家汪曾祺百年诞辰,被有些学者称之为“最后一位士大夫”

发布时间:2020-03-05 15:16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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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先生晚年的走红,大概是他也未曾料到的。八十年代初,人们开始注意到他,先生却笑而对之,旧态依然。印象里他越到老年,越有古风。第一次见到他,像是早就熟悉的父执,有着天然的亲切感。那时候我也住在蒲黄榆,和他家距离不远。蒲黄榆属于丰台区,环境乏善可陈。《蒲桥集》写到这个地方,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野味儿,仿佛世外桃源,以致有人专去造访蒲黄榆的那座桥。在没有意思的地方写出了美,看得出他笔底的神奇。

我年轻时有幸认识了他,念之而感怀至今。不过那时不太敢惊动先生,造访汪宅的次数有限。最初的交往,便感叹他的博学,气质里有俗人没有的东西。沙哑的声音,有点麒麟童的苍劲之韵,很强的磁性弥漫在客厅里。聊天的时候,常常涉及民国的人物。因为我那时候正在研究苦雨斋主人,便问他怎样看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。他对于周作人、废名颇为佩服,说了诸多感慨的话,其余的几位如俞平伯、江绍原、沈启无等,他兴趣不大,评价偏低,以为只学到苦雨翁的皮毛,辞章有些生涩。具体说到俞平伯的散文,他直言有点矫揉造作,没有放开手脚。至于沈启无,过于仿效周作人的文章,就不太出息了。

李陀曾说汪先生平和的背后,有点狂狷之气,不是没有道理。同代人的作品引起他兴趣的不多,那些流行的作品在他看来多禁不起阅读。但也有入他法眼的,比如孙犁、黄裳、阿城等。倘有好的文章家出现,他会欣然不已。有一次我给他带去赵园的新作《北京:城与人》,内中有谈京味儿的片段,涉及汪先生的地方不少。许多天后再到汪宅,他对于赵园的文笔颇为喜欢,让我转告,写得真好。在他眼里,当代学者还有以这样笔法为文的,的确不多。那时候赵园还在关注当代的一些作家,却未能有暇见到汪曾祺,真的有些遗憾。倘他们有些交流,当有一番风景吧。

我觉得晚年的汪曾祺有点寂寞,虽然约稿的人多,求画的人众,但能够与其深度对话的人殊少。林斤澜是他的老友,可彼此的差异带来思想的不同。他们喝酒的时候无话不谈,多是文坛掌故、学林笔意等等。但关于人文学术,文化史,只能独自咀嚼,周围的人不能与其在学识上有所互动。他虽欣赏林斤澜小说的味道,但有一次对我说,可惜老林的章法有点混乱,过于混沌是不好的。他也不太关注当代的批评家,那原因可能是缺少学问或别的什么。更主要的是,与他交往的人,对于文章之道和母语隐秘,木然的时候居多,于是只能自己与自己对话。显然,我们这些喜欢他的人,都不能跟得上他。

汪先生喜谈语文,也就是他年轻时候所云的“语体文”。但他的视角和那些京派的文人不同,雅言有之,俗语亦多。记得朱自清在《雅俗共赏》一文里,也颇为关注雅俗问题,但朱氏只能在儒雅的语体文里自营氛围,却与人间烟火颇为隔膜。废名的文章很美,不过也是士大夫语言的改造,不太有烟火气。至于周作人,那是书斋里的走笔,俗言俗语还是多少被抑制的。

但汪先生不是这样,他是语言上的出新者,厌恶绅士之调,亲近民间的超然之韵,周氏兄弟的辞章爱之,村野的小调也很喜欢,博雅的学问落在泥土地里,遂有了《世说新语》般的意味。读汪曾祺,每每不忘其语言之趣,古调与今语,台阁与山林,都不是对立的,好似彼此在一个调色板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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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看他的小说和散文,是很注意语言的,留下谈艺的文字,关于语言的话题最多。汪先生谈论语言,不像前人那么拘于作家的身份。他看重各种语体,古今中外的句法都曾留意,摄取的语汇都融到自己的文章里。他在议论文学史与批评史的时候,鲜谈那些观念性的东西,非不能也,乃不愿也。在汪曾祺眼里,语言是精神的存在之所,也为生命的血脉。思想的有效性如何,其实是语言的有效性决定的。视语言如生命,且以一己之力对抗粗俗的文风,在他那里形成了一个内力。他到美国讲学,谈语言问题;去鲁迅文学院授课,也讲语言问题。而在自己的集子的序跋里,辞章的好坏成了衡量文学的标准。坦率说,汪先生讲这些话,有自己的“语言政治”。

有人说他是一个隐逸式的人物,有一点旧派文人的气味,这大概是皮毛之见。我觉得他的视野上承六朝遗绪,下接晚清余风,又染有苏轼、张岱的神采,是个打通古今的人物。他讲语言,也是讲历史,讲存在,更讲意义,其间隐含着改革的冲动。与时风看似很远,心却在现实之中,焦虑之情隐隐,责任之感深深。汪先生有自己的抱负,那情怀,比起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的作家,是要更为宽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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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以为语言有文化性,所谓文化性,不是思想的单面表述,乃对于古今中外文明的摄取。他很喜欢六朝文人的辞章,简单里有幽深的东西。那其实受了佛经的某些影响,还有上古思维里的质朴之味。中国好的文章,多不是靠词采为之,而是简约里散出幽情,贵在传神。柳宗元、欧阳修于此颇多会心,他们的文章好,乃文史修养很深的缘故。六朝以来好的文章家也是学问家,在审美上也自成一路。学问可以提升境界,却非生硬替代,而是天然形成。大凡用力去写的文章都不好,苏轼“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”,在他眼里是高明之论。

语言的暗示性,也是他重视的一面。他说: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,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,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,放在一起,就有一点味道。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。每句话都是警句,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。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,“加”在一起的。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,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。那样就会成为“堆砌”。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,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。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,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,并不怎么好看,但是字的各部分,字与字之间“如老翁携带幼孙,顾盼有情,痛痒相关”。中国人写字讲究“行气”。语言是处处相通,有内在的联系的。语言像树,枝干树叶,汁液流转,一枝摇了百枝摇;它是“活”的。这是夫子自道,说出了自己的审美追求。他所说的暗示性,是有多种维度的存在,有古文的复制,方言的安插,还有口语的嵌入。他行文的时候,往往点到为止,不画蛇添足。但背后有无边的背景,那里有人间世的风风雨雨。《星斗其文,赤子其人》,看似回忆文字,但桐城派的简约,苦雨斋式的淡雅,以及沈从文式的清秀,都在不动声色里出来,静水深流的特点,于此得以伸展。《金岳霖先生》是一篇趣作,叙事、写人,从容得很,写到漂亮的地方,便戛然而止,留下空白。但字里字外,余味儿袅袅,一时让人叹然。

汪先生还谈到语言的流动性。写作的人,倘被一种语境囚禁,便会止于生涩之途。他的笔触轻轻落下,没有声响,但却触动了读者的神经。这流动性有大雅到大俗的起伏,空漠与实有的散落,以及正经与诙谐的交汇。有时候是韵文的思维下的片段,有时是谣俗之调,有时则是若白开水的陈述。他的一些小说,语言几乎就是口语的铺陈,但偶尔夹杂文言,又冒出戏曲之腔,拓展的是一条词语的幽径。一语之中,众景悉见,转折之际,百味顿生。他取韩愈的节奏之美,剔除了道学的元素;得张岱之清越之趣,却有凝重的情思。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艺术,在神韵上影响了他词语的选择,幽怨流于平静里,这在百年文学中是少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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